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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用“圈子意识”来概括北京人强烈的等级观,以及各个阶层之间泾渭分明的差别与难以融合。“北京除了大圈子(北京城)、小圈子(四合院)外,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‘中圈子’——机关、学校、工厂、医院,一律高墙大院,壁垒森严,自成系统。北京人,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,自然而然就会产生‘圈子意识’。尽管现在大圈子(北京城墙)拆掉了,小圈子(四合院)也渐次消失,但‘圈子意识’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‘文化无意识’,积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层,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”。首钢离京,搬迁至唐山曹妃甸,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提升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,这种离开显得稍许无奈,但即便没有奥运会这档子事,首钢这样的高耗能、高污染企业,在北京力争建设成为“低碳”世界城市的路上,仍是巨大的绊脚石,所以走是迟早的事儿。艾本斯坦认为,“势利眼的重点是以他人为代价让自己感觉良好”(《势利: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》)。在首钢事件上,北京无疑将这种势利实践得很完美。仅河南一省,郑州、开封、南阳、鹤壁四地就为富士康落户本地而积极奔走。2010年6月20日,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在35℃的高温下专程迎接降落在新郑机场的郭台铭。离开机场后,一行人便驱车前往振新路东侧的大片空地,这里就是之后的富士康工业园所在地,而后,郭台铭还被带去参观了郑州新区CBD,此处是当地斥巨资新建的一个现代化商业中心。晚间,宾主还共进了一场晚宴。在此过程中,颇值得玩味的是,郭台铭搂着一岁多的女儿,一边逗笑一边与河南高管洽谈的场面。“整座城市在向高科技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创业机会,太多人在前两个阶段的搏杀中积攒了第一桶金,生发出强烈的转型需求,深圳的优秀企业家大多成长于这个时期。另一方面,深圳的现代化城市特征越来越明显,城市门槛逐步提升,低端机会骤降,蓝领开始泛白,高端白领、海归扎堆。”陈宏把1992年视作城市人口结构的分水岭,1992年之前,大规模城市基建、工业化提供了巨量的低端工作机会,1992年后,深圳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,低端工作岗位饱和,农民式、草莽式的创业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城市环境,城市淘金价值弱化,阶层分界逐渐清晰。“城市门槛的提高也带来心态失衡和治安恶化,1992年后,有的人成了大企业家,有的人还一无所有,涌入深圳的低端群体找不到合法的生存机会,拍头党、砍腿党也有了,送去樟木头的人越来越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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